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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晋室南迁，由氐、羌、匈奴、鲜卑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在以长安、洛阳、邺城等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展开了长期混战，百姓饱经兵火战乱和各种流离苦难，加之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使包括麦积山在内北方各地石窟寺开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犹如一串串珍珠镶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沿线，共同构成了中国石窟艺术辉煌灿烂的篇章，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外来佛教艺术中国化、民族化、世俗化，以及古代中西之间文化艺术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载体和窗口。

　　二、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

　　麦积山北魏窟龛约有90个左右，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窟龛有第74、78、90、100、128、165等窟，主要集中在西崖中下部。

　　▲78窟内景，北魏早期。

　　其形制多摹仿少数民族的穹窿顶式帐篷样式，造像以三佛、交脚弥勒为主。时间稍后一点的窟龛内造像除三佛外，交脚、思惟、释迦、多宝、七佛等题材开始增多，充分反映和体现出大乘佛教的法华造像思想。造像风格呈现出浓郁的中亚犍陀罗和印度秣菟罗特征，并兼有北方游牧民族高大、魁梧、挺拔的造型特点，与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造像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开凿时间约在公元460年前后。

　　北魏中期窟龛体量较小，形制已呈现出汉化特征，多为平面方形，平顶。窟内多设佛座或开圆拱形浅龛，壁面上多有整排的小耳龛或坛台。典型代表如第23、76、86、89、92、93、115、155、159、163等窟。

　　▲115窟正壁坐佛，北魏中期。

　　窟内造像题材仍以三佛为主，兼有一佛二菩萨像。同时，开始出现弟子像。此外，姿态各异、塑作精美的影塑佛、菩萨、弟子、天人、飞天、供养人等大量出现。造像风格方面，无论是佛、菩萨、弟子，还是飞天和供养人，造像形体已由早期的高大魁梧转向舒展挺拔，面部神态由端庄刚毅转向清秀恬静，服饰装束也由轻柔贴体、袒右露胸转为垂领对襟、衣裙掩映。

　　有趣的是，许多窟龛内常常是胡汉两种风格交相辉映：身穿圆领或袒右袈裟的坐佛两侧，褒衣博带、身姿轻盈的汉装飞天扑面而来，体现出一种浓厚的时代变革气息。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雄才大略的他为了加快汉化步伐，以法令形式禁穿胡服、改着汉服，禁止胡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并大力提倡民族之间通婚，重新确立起北朝门阀制度。

　　正是在这一系列汉化措施影响下，使鲜卑贵族的旧俗得以根本性改变，并最终全盘接受和吸纳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礼仪制度。同时，也影响到北魏统治下的秦州地区，但由于这里长期以来是氐、羌、休官、屠各等民族的主要聚居区，这种变化略带有一定滞后性。

　　北魏晚期是麦积山石窟开凿的鼎盛阶段，代表性窟龛有第81、83、87、121、122、133、142、154等窟。窟龛形制更加复杂多样，窟内多有台基、佛座、浅龛、坛台等附属建筑，顶部也从平面方形面向方形套斗顶演化。

　　▲121窟菩萨与弟子，北魏晚期。

　　▲142窟正壁坐佛，北魏晚期。

　　▲133窟9号龛沙弥的微笑，北魏晚期。

　　除传统意义上的中小形窟龛外，开始出现类似第133窟这样的大型窟，高5.80、宽12.20、进深10.83米。窟内结构复杂，佛龛密布，造像内容丰富，题材组合多样，形成了“无处不佛影，四壁皆飞天”的奇景，令人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