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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道德建设的最高点产生于1951年第二次朝鲜战役的东征（38线附近），第九兵团，三个军昼伏夜行，悄悄接近38线以优势兵力，三个军包围美军二个师，但武器的差距，我们只消灭了美军一个整建团（这是朝鲜战争中唯一的一次），敌人撤退，在阻击战中我军产生了一个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连长），在最后只剩几人的情况下让战友撤退，自己（连长）拿炸药包炸死攻上阵地的敌人，守住阵地，取得第二次朝鲜战役的胜利。　　

二战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战胜过美军，反过来说美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战役，51年被贫穷的中国人战胜了，打出了军威、国威，尔后发生了两个小插曲。　　

（1）日军战俘人员，特别是苏军移交的日军战俘人员，投降后不心服于中国人，51年二次战役胜利后，自觉地扫地，心服口服。原因是美国人打败了日本。《东北战犯管理所材料》　　

（2）李光耀从小生长于英语家庭，在51年到欧洲旅行，海关人员以为是中国人，非常的热情、礼貌、尊敬，他能听懂英语，不会说中国话，回新加坡以后开始学中文。《李光耀传》　　

也正是朝鲜战争的胜利，从国际、国内、共产党的凝聚力和道德精神达于最高，荣辱观最强，犯罪率最低。　　

道德是应该分类的，从层次上分：国际层次的国际活动道德、政治中央层次道德、地方层次道德。　　

从对象分：公共关系道德，私人关系（含家庭）道德。　　

从主体范围分：个人道德一般群众道德观、领导道德观。　　

在道德建设中，领导道德的建立和表现是道德建设中的关键着力点。　　

东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很早就在双方作战时的战术中体现出来：在中国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队形极其严密，排成密集方阵、步兵、骑兵、弓箭手、投掷手诸兵种密切协同的军队，这是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大的系统工程的表现，而中国战国时期车阵，明朝戚继光组织对倭寇的鸳鸯阵和对付鞑靼的车骑协同是不能相比的。　　

中国军队作战时，队形不严整，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灵活性，受《孙子兵法》的影响，讲究诡“道”而不讲究堂堂正正的正战。　　

丧失了社会公共精神和民族整体意识的群体是没有凝聚力的，没有凝聚力的群体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似的群体在与其它有着强大凝聚力的群体在整体的竞争中注定会败下阵来。因此挨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从秦朝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我们挨了数不清的打。一九九九年，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了，我们又一次挨了打。　　　　

如果说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和核算单位的小生产使许多中国人丧失了社会公共精神和民族整体意识，是导致我们挨打的罪魁的话，那么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大部分中国人丧失了原生血性，从而改变了民族性格，则是导致我们挨打的首恶了。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本无可厚非，而且早期的儒家学说中也蕴含着一些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舍生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等强烈的进取精神的。但因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忠、孝、节、悌”思想，以“中庸”为核心内容的消极保守的人生观念、宿命论等十分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以“仁者爱人、民贵君轻、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又非常适合当时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儒家学说很顺利地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所以自汉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它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学说也从此奠定了在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从而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围绕权力和金钱运行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决定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其以“忠、孝、节、悌”为核心内容的伦理学说，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和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但儒家学说片面地夸大其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教育、感化作用，养成了中国人二千多年来迂腐的人生观念和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的不良积习，从而使得中国人个个变得文弱不堪。如孔丘就曾说；“远人不服，故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同时儒家学说还过分的强调“以农为本”，过分的限制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更极力主张“富民，利民”，而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样的治国理念，在国家安定，社会平稳的情况下，需要靠思想道德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的时候，确有重要意义。但在国家面临内忧，尤其是面临外患的时候，幻想以修文德的方法来捍卫国家的利益，则不免陷入迂腐。西汉中期的汉昭帝时，在汉武帝时期取得反击匈奴的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关于是否需要和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家军事力量以防范和反击匈奴的问题上，儒法两家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并且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法家学者认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应该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为军事反击匈奴做准备，同时继续采取屯垦戍边的积极防御政策。而儒家学者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屯垦戍边使戍卒饱受风霜之苦。因此建议取消盐铁官营、屯垦戍边等有利于防范和反击匈奴的政策，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富民、利民政策。这次辩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从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看，这次争论是以儒家学者的胜利而告结束。匈奴在汉朝停止了对其的军事反击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却没有被汉朝的文德所感化，待其羽翼丰满后，又开始了对中原的军事掠夺，从此，汉妾辞宫的故事又开始上演，塞外大漠上，　王昭　君留下的青冢独向夕阳。连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蔡文姬都被匈奴人掠了去，成了胡人妇。在匈奴人不断的军事打击下，二百多年后的西晋王朝终至灭亡，被迫南迁。北中国开始了长达近二百年之久的“五胡乱华”时期，中原大地血流成河。从历史的走向看，儒家学说不顾外部客观环境现实而极力倡导的“与民休养生息”的富民、利民的主张是没有战略眼光的，是不顾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的。其所强调的道德的教育、感化方针只感化了中国人自己，造成了中国人文弱不武，但却始终没能感化“远人”,强悍“远人”来了之后，不但没有“安之”，没有修习我们的“文德”，反而搅得我们不得安生，将文弱善良的我们打了一顿又一顿。今天，一些糊涂虫们以我们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灭绝就盲目地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还自欺其人地说：”远人”在政治上、军事上征服了我们，但我们却用文化同化掉了他们”。这纯粹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远人”打我们，不是要打死我们，而是要打怕我们，打服我们，然后驱使我们、奴役我们，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为了使我们能被奴役的长久些，他们有时也会给我们一些喘息的机会，让我们“休养生息”，长几斤肉，造一些血，这样他们才会有更多的肉吃，有更多的血喝。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远人”看中了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中国人丧失了原生的血性，变得文弱不武，才使得我们能够轻易的被征服、安心的受奴役。所以“远人”非但不灭绝它，而且还要大力弘扬它,这样才利于他们的统治。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占领下的某些地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洋奴、买办们一边用强迫、诱使被占领地区的中国人种植、吸食毒品鸦片的办法来戕害中国人的身体，一边用灌输尊孔读经这剂精神鸦片的办法来戕害中国人的精神，而且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这个民族有很长时间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尊严的存活并延续了下来。中华早期文化中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几近失传，而“逆来顺受”、“唾面自干”的这种懦弱甚至是无耻至极的文化却得以传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