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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放宽外资准入将有助于推动实现“引入优质境外股东、引入境外先进管理经验”的目标，遵循证券业本身市场化竞争的行业属性，提升我国证券行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机制。同时，引入外部竞争为国有控股证券公司体制改革注入了强大的外部推动力。

三、证券业扩大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挑战

（一）跨境资本市场联动加强，国际市场的金融风险对内传导加剧，可能影响国内金融安全

      伴随外资机构准入标准放宽，跨境互联互通、QFII/RQFII等跨境投资机制的扩容优化，以及A股纳入MSCI指数等一系列举措，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扩大提速，境外资本流入规模增加，我国资本市场与全球宏观金融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风险传导也将随之增大。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加息减税的政策加速全球资金回流发达市场。在这样的宏观政经环境下，今年以来，土耳其、阿根廷等部分外向型新兴经济体已先后面临金融危机，汇率和资本市场价格都承受了严峻压力，对我国金融市场的传导也趋于显现，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境内股市、债市和汇市的波动。未来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跨境风险传递将可能成为今后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方面。

（二）境内券商可能面临外资机构的并购整合

      纵观全球经验，在放开外资准入后，部分国际一流投行会选择通过控股甚至全资收购本地券商的方式，实现地理布局的延伸拓展。例如，日本在放宽外资准入后，花旗先是于1999年与日本第三大证券公司——日兴证券成立合营企业，然后在2007年进一步完成了对日兴证券的全资收购。外资通过“参股合资-控股-全资收购”的进入模式可能会搅动本土证券业的竞争格局，甚至一些中大型券商在未来都可能面临着潜在的并购风险。

（三）证券行业竞争将进一步竞争加剧，尤其在高端业务及跨境业务方面面临外资机构较大的竞争压力

      现代投资银行服务业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国际一流投行历经上几百年的长期发展，已经在全球综合金融服务上建立了较明显的领先优势。这些领先的外资投行进入国内后，初期更可能发挥自身的全球业务布局和产品服务深度、广度优势，重点布局境内高端富裕居民和企业机构的跨境投资和资产配置需求，为境内客户提供全面的海外投融资、交易、资产配置等一站式服务，并在上述领域与境内券商展开直接的正面竞争。主要包括：

      一是外资机构面向高端零售客户的财富管理服务具备相对优势。根据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民生财富、东方国信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高净值人群数据分析报告》，2017年我国可投资资产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197万人，合计可投资资产规模接近65万亿。高净值人群在资产配置方面有两个显著特点：全球资产配置群体更注重财富保值、品质生活和风险隔离以及股权重构等目的，家族企业主群体更注重财富传承和移 民等目的。对此，外资投行财富管理凭借其全球业务布局和客户服务经验，在提供全球资产配置方案、多元化投资工具、家族传承等定制化财富管理服务等方面更具优势，将与境内券商在高端客户的争夺竞争上开展激烈竞争。

      二是外资机构面向企业客户的跨境投融资并购业务具备相对优势。尽管中资券商在港承销规模和份额近年来快速提升，但是在服务代表新经济发展趋势的重点企业跨境融资需求方面，外资投行在品牌实力、多产品服务及全球分销能力等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小米等一批优质新经济企业在港上市，都选择外资投行作为主承销商；而中概股在美上市也基本都选择外资投行。境内券商在服务该类优质客群的能力仍与外资机构存在不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