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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以直接融资为辅。2018年6月末，社会融资存量183万亿元规模中，代表直接融资的企业债券（19.2万亿元）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余额（6.9万亿元）合计占比仅有14.3%；上半年的新增9.1万亿元规模中，企业债券净融资（1.02万亿元）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0.25万亿元）合计占比也只有14.0%（2017年仅6.8%）。与之对应的是，与银行业相比，我国证券业的整体规模仍然偏低。201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为197万亿元；同期，我国131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6.14万亿元，仅占商业银行的3.1%。

      在当前稳步宏观去杠杆、新旧动能转换的宏观背景下，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将比传统的信贷、影子银行等间接融资方式更适合实体经济的需求，更有利于有效控制宏观去杠杆率、推动新经济发展。放宽外资准入将有助于增强证券业的整体规模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而提升我国直接融资比重。

3、推动资本市场完善长期投资理念，实现持续稳健发展  

      加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推动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改变，提升专业投资者占比，推动加强境内资本市场的价值投资理念。以我国台湾地区的股票市场为例，1996年台湾完全放开外商资独资券商准入后，市场有效性明显提升，外资投资者的交易占比从不足2%稳步上升到20%左右，当地个人投资者的年换手率也从超过600%逐步下降至200%以下，市场有效性提升；日本、韩国也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

      未来随着领先的外资投行和资管等机构不断进入中国，外资机构将日益成为国内资本市场重要的专业投资者。外资机构以价值投资、策略投资为主要理念的资产定价机制，从长远看，将有利于改变国内资本市场当前散户型的投资模式，促进市场稳健发展。而一个长期稳健发展的资本市场，将推动国内整个社会投融资体系有效循环，更可持续地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的服务。

（三）新一轮对外开放，有利于证券业转型升级，增强综合竞争能力

1、借鉴国内主要产业的对外开放经验，加快证券行业转型创新升级  

      十几年前我国加入WTO之前，各界曾担心，加入WTO后我国制造业可能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不利于技术升级；由于与全球制造业巨头的实力对比悬殊，激烈的竞争环境可能导致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落后的我国制造企业被淘汰出局。如今，回顾我国加入WTO后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融入全球产业与市场体系，加速推进了我国的市场化体制改革进程，制造业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不断学习借鉴，通过鼓励创新、加大科研投入，突破了技术限制，涌现出一批世界水平的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发展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不仅在制造业，包括银行业等其他众多行业也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路径。总之，加入WTO使得中国更深度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共创、共建和共享全球发展成果。以史为鉴，我们可以预期，新时代里扩大证券业对外开放，也将从更高层次和起点上，加快推动中国证券公司转型升级，逐渐形成具有全球竞争水平的核心能力。

2、借鉴国际证券业开放发展经验，促进境内券商激发更强的本土优势和活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现代投资银行   

      借鉴日本、中国台湾等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券业对外开放不仅不会扭转本土券商的主导地位，相反地，还会进一步推动本土券商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1995年，日本在允许外资设立独资券商后，其外资证券机构的营收占比一度在2003年前后超过20%，但在2010年以后已逐步回落至5%以下；中国台湾地区在1995年完全放开证券业外资准入后，外资券商在台营收占比近年来稳定在10-15%的水平。我国证券行业放宽外资准入，将对境内券商在业务和管理两个层面的转型升级带来有利机遇。

      一是国际领先的一流投资银行在客户综合服务、产品创新等方面具备丰富的业务开展经验，为境内券商带来良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在企业机构客户服务体系、跨境投融资服务以及全球资产配置等领域，更是能够促使境内券商整体综合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国内证券行业中，业务综合全面、资本实力雄厚、风险管理能力领先的大型券商，将更有可能借鉴和吸收国际一流投资银行的成功经验和业务模式，跻身国际一流行列。此外，放宽外资企业、外资资产管理机构准入，加快资本市场对境外投资者的开放程度，也为境内券商在投行、研究与机构经纪、托管服务等业务领域带来了丰厚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