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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亦楠:“水电妖魔化”严重制约着我国水安全(2)

虽然自2012年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后,我国总用水量增长比较缓慢甚至还略有下降,但绝不能就此认为“我国用水总量的增长态势已得到全面遏制和扭转”,也不能轻率地认为“实现2020年6700亿立方米、2030年7000亿立方米的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几乎毫无悬念”,亟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用水需求的峰值并未到来,目前的增长缓慢是建立在生产生活严重受限、生态用水出现严重赤字基础之上,未来10~20年经济社会发展与用水总量之间的矛盾仍将十分尖锐。保障我国水安全,当务之急不仅要整治黑臭水体、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还要充分估计、及早应对我国已经异常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

2、尽早启动、部署事关国家安全的大型水电水利工程

按照目前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在国际标准“严重缺水”情况下艰难前行。事实上我们并非别无选择,因为目前的“总量控制目标”是在还有大量可调蓄的水资源白白流失情况下确定的。我国水资源调控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尽快建设一批骨干水源工程和江河连通工程,提高水资源调控水平和供水保障能力,是维护我国水资源安全迫切需要补齐的短板。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要抓住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要谨防水电妖魔化舆论再次误导政府决策。无论是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还是“生态保护控制红线”,当前亟需澄清一个重要问题:生态红线的划定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底线人民的生存发展底线为代价,不能把水资源开发水资源使用或消耗混为一谈、把水库大坝的存在保持河道生态流量截然对立起来。

水库大坝的本质是水资源开发(蓄丰补枯、解决天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目的是储备水资源,而非消耗和使用(水力发电只是利用水流的落差发电、并未消耗一立方米水)。河道断流、湖泊干涸的根本原因不是大水库太多、截断了河流,恰恰是大水库太少、蓄水能力太低导致水资源严重供不应求。三峡建设前我国长江枯水期最低流量不足4000立方米/秒,有了三峡水库才使得最低流量不低于6000立方米/秒,正如联合国报告所指出的“有了足够的蓄水能力,才能实施生态调度,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

3、尽快完善有利于我国水资源开发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大型水库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设施,水力发电只是水库建设的副产品,和水资源调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正因为水电开发具有防洪、供水、灌溉、航运等任何其他能源都无法替代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所以在高度推崇市场化的美国、法国,大型水电开发全部由国家主导,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以避免市场化下的恶性竞争、利益博弈阻碍水电开发,影响国家的水资源调控。

当前,我国水电开发全部推向市场导致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被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复杂博弈所取代,恶性竞争已经让国有水电企业不堪重负。跨省区河流开发的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各涉水管理部门对水电工程综合利用功能的不同诉求、地方政府诉求和企业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电力市场消纳的省际壁垒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水电开发企业不仅无法协调各种矛盾,反而陷入了“为尽社会责任出的钱越多、矛盾越大”的怪圈。水电新项目开发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在运水电站的电力消纳又无法保证,企业投资积极性已严重挫伤,水电建设已明显降速。

水电开发直接关系着我国的水安全,当前亟须从国家层面明确水电开发对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生态文明不可替代的重大战略意义,纠正水电开发过度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弊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尽早摆脱水资源短缺的严重制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5期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亦楠

原标题: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制约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