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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目前拥有的水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99%是水资源调控能力不高的中小型水库，所以人均库容还很低,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2%。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土面积、地表径流总量相差不多的中美两国在水资源调控能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国9.8万座水库的总蓄水量仅为9000亿立方米，而美国8.3万座水库的总蓄水量高达14000亿立方米；中国大型水库只有756座（数量仅占1%），美国大型水库高达8724座（数量占10.5%），是我们的12倍；美国先天的人均水资源量是中国5倍，但后天建设的人均库容水平则是中国7倍！

河流径流的“调控能力”（即梯级水电开发所获得的调节库容与河流年径流量之比），是衡量水资源管理水平的最典型指标。从表2可见，人均水资源量远高于我国的美国、加拿大，主要河流的调控能力基本都在50%以上，美国密苏里河和科罗拉多河、加拿大马尼夸根河和拉格朗德河的调节库容甚至高达河流年径流量的102%～217%，河流水资源利用完全可以做到水旱由人、不必再听天由命。

水库库容足够大，洪水就是资源和财富，反之就是危险和灾害。欧美发达国家不仅从未进入过所谓的“拆坝时代”，反而正因为有了充足的水库库容、建立了强大的水资源调控能力，所以能吸纳更大的洪水、抵御更严重的干旱。美国科罗拉多河水资源开发的关键工程——胡佛大坝基本不泄洪，而我国长江因汛期水量过于集中而调节库容远远不够，三峡大坝每年都要泄洪多次，上游每年高达4500亿立方米的宝贵水资源，近千亿立方米是作为汛期洪水被迫排进大海，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我国来说，是多么惊人的浪费。

2、“水电妖魔化”舆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水电妖魔化”本是上世纪60年代美苏争霸的产物。当时埃及嫌美国要价太高，将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坝——阿斯旺大坝转给苏联建造。为攻击政治对手，美国发动全世界诋毁阿斯旺大坝，国际上充斥着大量反水库大坝建设的“科研成果”。好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本国大型水电开发，“水电妖魔化”并未伤及自身，但是对江河急需治理、水资源开发程度还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却造成了严重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坝防洪、供水、灌溉等正面效益完全被熟视无睹，而以偏概全、本末倒置地强调“水电破坏生态之罪”却成了时髦。

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20亿人缺电、10亿人缺饮用水的难题，水库大坝对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重新为人们所重视。自2004年起，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就不断呼吁“投资储水设施就是投资绿色经济”，“发达国家已拥有很多基础设施及大坝，在应对极端天气灾害、保障水安全方面已有良好基础；而发展中国家限于资金、技术、人力等因素，水库大坝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资源、支撑经济发展，建设新坝仍是当务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当国际社会对水电发展的重大意义已经正本清源并纠正“水电妖魔化”误导的情况下，反水库大坝建设的极端环保组织却在我国异常活跃起来。“十一五”期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急需电力支撑，而我国水电开发程度连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一半都不到的情况下，“中国水电开发已严重过度、水电破坏生态”等各种欺骗性宣传就在社会上甚嚣尘上，导致水电建设成了众矢之的、完全停滞长达4年，每年相当于10亿吨煤炭的清洁水能白白付诸东流，而煤炭消费却以每年增加2亿～3亿吨的速度激增，长江流域数十座核电站密集布阵、蓄势待发。“水电妖魔化”舆论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干扰了政府决策，导致一些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水电水利工程搁浅至今。

三、政策建议：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尽早解除水资源的严重制约

1、将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迫切性提到国家安全高度

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还是相对缺乏的国家，其总用水量均经历了“库兹涅茨曲线”变化过程，达到用水峰值时的人均GDP基本处于15000～20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且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即农业比重降为5%左右，工业为30%～40%，第三产业在60%以上。我国目前人均GDP和产业结构与此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