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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5年年初開始，美國戰略學界出現了一場關於是否改變美國現行對華戰略的討論。引發這場討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逐漸失效，因此美國應該改變現有接觸戰略，加強與亞太地區盟國和伙伴國家的關系，努力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地區影響力。[1]反對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美關系事關國際秩序的穩定和亞太地區的安全，中國尚無能力挑戰美國的地區主導權，如果因為一些利益沖突的存在對中國採取不必要的敵視政策，美國的利益也會被損害。[2]在辯論展開的同時，美國總統大選剛剛拉開帷幕，這些辯論使得中美關系再次成為候選人熱炒的議題，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前后，美國國內要求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的聲音不絕於耳。

美國國內對華戰略的辯論在中國也產生了相應的爭論，即如何看待中美關系的發展方向，大多數學者認為雖然美國國內再次出現了對華強硬的聲音，但中美關系的主流是合作。即使面臨很多新的問題和困難，中美關系還是會按照原有路徑和規律在曲折中繼續發展。本文認為，在討論中美關系的發展方向之前，有必要分析美國國內出現對華戰略辯論的根源，原因在於這場辯論與以往美國國內對華政策的爭論有所不同。在這之前的美國對華政策爭論，要麼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要求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要麼認為政府應該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華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而這次辯論在兩個方面表現出不同，一是這次辯論是關於中美關系的戰略層面，涉及對中美關系的重新定位和對華戰略的重新思考﹔二是在這次辯論中，一些長期持理性客觀態度的學者都對兩國關系的發展表示擔憂，認為中美關系已經接近相互疑慮超過希望的臨界點。[3]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能否說明中美關系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回答這個問題有助於更加客觀地看待中美關系的走向。

美國對華戰略辯論的背景

要客觀地理解美國國內對華戰略辯論對中美關系的啟示，首先要考察這次戰略辯論的背景是什麼，奧巴馬執政以來的中美關系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會在多大程度上對中美關系造成影響。

第一，中美關系的發展規律發生變化。從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來看，中美關系的發展存在一些規律，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總統大選前后的中美關系起伏。在歷次總統大選之前，攻擊在任政府的對華政策經常成為候選人辯論的重要議題。但在大選之后，無論哪個黨派的總統執政，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會逐漸趨於緩和，中美關系得到改善。這已經成為歷年來，中美關系最為穩定的規律之一。但正如上文提到，此次美國對華戰略辯論的主要問題與以往有根本區別，這說明中美關系的背景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中美實力對比和中美關系發展規律的變化是其中的最主要因素。

中美實力差距的縮小是中美關系最明顯的背景變化。2008年和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先后超越德國和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同一時期，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的經濟發展緩慢，失業率大幅上升。伴隨著實力對比的變化，美國學界和戰略界關於中國的討論也開始發生變化。與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中國威脅論”不同，美國國內開始討論中國的崛起將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什麼影響，中美能否實現和平的權力轉移，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將如何處理與美國的矛盾和利益沖突。在這個背景下，中美關系的發展規律開始發生變化。一個直觀的例子就是在奧巴馬執政前后，中美關系與以往不同，出現了高開低走的獨特現象，他執政的前兩年，中美關系因為美國對台軍售和奧巴馬接見達賴經歷了大幅波動。並且從總體來看，奧巴馬時期中美關系的波動頻率超過了克林頓和小布什時期的中美關系。[4]這些現象說明中美關系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關於奧巴馬執政后的中美關系走向，有評論認為奧巴馬傾向於合作的個人性格“提升了中美雙方對彼此不切實際的期待值”，當中美都認識到合作難以成行時，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中美關系下跌。這種觀點可以解釋中美關系在奧巴馬執政初期表現出先上升再大幅下跌的特點，但是難以解釋為什麼奧巴馬執政以來中美關系的波動頻率會遠遠超過克林頓和小布什時期的中美關系。

第二，中美關系的議題重點和性質發生變化。本文認為導致奧巴馬時期中美關系頻繁波動的原因在於中美關系的議題重點正在發生轉移，新的議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而中美在這些新議題上的矛盾正是導致此次美國國內對華戰略辯論的直接原因。影響中美關系的傳統議題主要是台灣、西藏、人權和貿易問題。台灣、西藏和人權問題一直被視為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歷屆美國政府雖然應對措施有差異，但總體上都採取了小心謹慎的態度，防止在這些問題上的矛盾導致中美關系惡化。中美貿易逆差問題雖難以解決，但這個問題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十分有限，並且影響僅限於經貿領域。總的來看，這些問題具有明顯的單向特征，即美國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可以選擇不同的政策手段對中國的內政構成不同程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