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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任期变量中，市长任期对PPP退库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书记任期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市长在PPP领域过度投资中扮演着比书记更直接的角色。财政能力变量中，预算收入增长、土地收入增长率均对PPP退库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城投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债务既反映了政府的融资能力，也意味着债务偿还的负担，对PPP领域的过度投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当地方政府在偿还超负荷债务时，可能有更大动力去实施更不正规的PPP项目，形成过度投资。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显示：

财政能力在官员任期和PPP投资退库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解释了官员任期对PPP投资退库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城投债对市长任期和PPP项目退库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显示：

财政能力对官员任期和PPP投资退库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进一步解释了官员任期对PPP投资退库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土地出让收入弱化了市长任期与PPP退库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研究价值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国家财政部推行的PPP退库政策作为外生冲击，研究了地方政府在PPP领域的过度投资行为。实证表明，官员任期和财政能力都是影响PPP过度投资的重要因素。

1. 在市长任期的最初几年，他们有动力实施更多不合规的PPP项目，即PPP过度投资的可能性更高。这一现象体现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发展有动力扩大PPP领域的投资；

2. 财政能力的下降会造成地方政府更有动力实施不合规的PPP项目，即PPP过度投资的可能性更高；

3. 中介效应表明，城投债对市长任期和PPP退库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4. 调节效应表明，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可以弱化市长任期与PPP退库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本研究有助于转型经济国家和地区防范和思考地方政府在PPP领域的过度投资行为。

1. PPP领域的过度投资很可能会将公共资金浪费在低效和昂贵的项目上，甚至会加剧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1][2]。本研究构造的PPP项目退库数量或金额，为研究过度投资提供了新的测量方法；

2. 本研究填补了过度投资理论和PPP研究之间的空白。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中国的PPP事业繁荣并不都是经济驱动的，也是政治经济手段的结果[3]。这与熊伟等人[4]和贝尔泰利[5]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认为PPP远不仅仅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3. 本研究实证结果也有助于理解政府在PPP中的作用。地方政府扩大预算的激励措施被认为是采纳PPP的主要动机之一[6]。本研究提供了官员任期和财政能力是PPP过度投资主要影响因素的证据。该研究搭建的理论框架也可以在其他国家进行实证检验，以考察不同政治体系中PPP的不合规投资行为。

基于实证结果，该研究还提出了以下建议：

1. 地方政府启动PPP投资行为应由监管机构统一管理，以防止不合规的PPP项目出现；

2. 加强地方政府PPP投资能力的培训，提高对PPP投资的认识，使地方政府更加理性看待PPP投资；

3. 完善PPP项目的信息化管理。随着建筑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在PPP项目中倡导BIM技术应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它将有助于提高绩效监管的可视化水平；

4. 完善PPP项目的市场机制，建议根据不同的行业和地区，对PPP适用进行分类、指导和管理；

5. 规范公共财政体系，使地方发展规划和投资计划相匹配，以促进PPP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原文出自Sustainability期刊

Wang, Y.; Song, W.; Zhang, B.; Tiong, R.L.K. Official Tenure, Fiscal Capacity, and PPP Withdrawal of Local Governments: Evidence from China’s PPP Project Platform. Sustainability 2021, 13, 14012.

参考文献

[1]. Flyvbjerg, B.; Holm, M.; Buhl, S.L. How (in)accurate are demand forecasts in public works projects? The case of transportation. J. Am. Plan. Assoc. 2005, 71, 131–146.

[2]. Buso, M.; Marty, F.; Tran, P.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rom budget constraints: Looking for debt hiding? Int. J. Ind. Organ. 2017, 51, 56–84.

[3]. Jones, L.; Bloomfield, M.J. PPPs in China: Does the growth in chinese PPPs signal a liberalising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 2020, 25, 1–19.

[4]. Xiong, W.; Zhong, N.; Wang, F.; Zhang, M.; Chen, B. Political opportunism and transaction costs in contractual choic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ublic Adm. 2021, 32, 1–20.

[5]. Bertelli, A.M. Public goods, 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 Public Adm. Res. Theory, 2018,29, 6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