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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塔斯基吉试验更过分的是，这些人非但没有接受过治疗，许多原本从未患有梅毒的人反而在试验中通过注射等方式“人为感染”了梅毒。此项试验尽管在1948年就结束，但直到10年后仍在进行有组织的样本采集，并对死亡者进行解剖尸检。至少83人在受试过程中死亡。

　　直到2010年，“危地马拉试验”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时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柯林斯(Francis Collins )称这些试验是“医学史上的黑暗篇章”。CDC则姗姗来迟地承认“这些试验在很多方面都是不道德的，包括故意让受试者感染、不告知真相，以及使用高度脆弱人群受试等等”。同年10月1日，在巨大国际压力下，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就“所发生的违反道德规范行为”向危地马拉道歉，但随后受害者在美国一系列维权诉讼行为，却无一获得胜诉。

　　2010年代初，美国CIA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进行过假疫苗接种：他们假装免费给当地儿童接种乙肝疫苗，试图借此收集DNA信息，以追捕本·拉丹（Osama bin Laden）等恐怖分子。在这项测试中，CIA使用的“乙肝疫苗”全部是假货，没有任何防疫功效。

　　除了美国官方、半官方机构，唯利是图的美国药企也不甘人后。

　　2006年，《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辉瑞制药（Pfizer, Inc）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在尼日利亚组织非法人体试药并致人死亡。2007年5月31日，尼日利亚卡诺州政府正式起诉辉瑞，要求赔偿20.75亿美元。事件的真相是1996年4月当地暴发大规模麻疹、霍乱和脑膜炎时，该公司志愿提供的抗生素药物TROVAN未经测试，结果导致使用该药物的200名患者中11人死亡，181人留下不可补救的后遗症。卡诺州指责这是一起未公布的擅自人体试药，而辉瑞一直予以抵赖，直到几年后被维基解密曝光的秘密资料所证实。

　　2010年7月，乌干达的《警惕报》披露，1997-1999年，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在乌干达10个村子组织进行非法药物试验，试验药物是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公司（Boehringer Ingelheim）研制的抗艾滋病药物奈韦拉平。药试中“操作不规范、极度不严谨”，给1000多名受试的乌干达母婴带来伤害，南非商业电台称“仿佛乌干达的人命没美国的值钱一般”。

　　如前所述，当前药物试验中族裔多样性缺乏，严重影响药物研发进度，这刺激了美国一些机构、企业铤而走险，在第三世界国家组织非法药试。

　　而林林总总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不规范试药悲剧，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缺医少药，更缺乏足够的医药常识普及。许多国家缺乏对人体试药的监管机制和法律，即使有，也不是这些组织试药的西方机构和公司的对手。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呼吁，应在《赫尔辛基公约》基础上，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人体试药监管机制，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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