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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试”包括针对受试者的血液检查、X光检查、脊椎穿刺和尸体检查（如果他们死去），而给他们服用的所有药物，其实都是不具备任何疗效的安慰剂。在当时，青霉素（penicillin）早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梅毒治疗药物，而美国则是最大的青霉素生产国，但在正式试验期间竟无一名受试者被注射了青霉素。在一些天良未泯的参与研究者推动下，直到1952年才有约30%幸存者获得了青霉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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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强制“消声”的试验

　　试验开始之初，USPHS特意聘用一名名叫利威尔斯（Eunice Rivers）、能说会道且和黑人社区十分熟悉的护士去说服并接送受试者（此人在项目中工作了40年以上），并给他们提供免费热食和“常用药”（其实都是安慰剂）。当时正是大萧条重创美国经济之初，这些对最底层的受试黑人而言无疑具有极大吸引力。1934年和1940年，他们还分别发公函给梅肯县卫生局和阿拉巴马州卫生厅，明确要求“为保障试验数据准确，切勿对受试者给予任何治疗”。

　　1941年美国加入二战，许多患有梅毒的受试者应征入伍，征兵当局被告知“这些人不能入伍”，但仅仅被要求将这些人移出名单，却不被告知任何理由。荒谬的是，阻挠使用青霉素治疗受试者的人最初的理由是“黑人根本不想接受治疗”、“否则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看医生”，在被驳斥“他们误以为早已得到免费治疗且未被告知真实病情才未求诊”后，又借口“现在用青霉素为时已晚”搪塞。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其实他们无非是认定‘不值得为这些低***种浪费药物’，如此而已”。

　　早在塔斯基吉试验进行过程中，德尔博特（Austin V. Deibert）、伊斯克兰特（Albert P. Iskrant）等参加试验的研究人员就抨击试验“不道德”且“缺乏科学依据”，但被研究机构压住不让出声；1965年，沙茨（Irwin Schatz）、约布斯（Anne R. Yobs）等医生在杂志上撰文并致信研究负责人，斥责这种“不道德和可耻的行为”，结果再次被“消声”；1966年，旧金山公共卫生局（PHS）性病调查员布克斯顿（Peter Buxtun）致函全国性病司司长，指出“从道德和伦理上这种试验都是极为不当的”，对此CDC居然答复“继续研究直到完成是绝对有必要的”（这意味着不但所有受试者生前必须接受测试，甚至死后也要一个不落地被解剖），答复甚至还附上了美国国家医学协会（NMA）和美国医学协会（AMA）相关地方分会的书面支持函。

　　直到1972年7月25日和26日，美联社著名记者海勒（Jean Heller）分别在《华盛顿星报》和《纽约时报》上揭露此事，并立即引发举世震惊。纸包不住火，问题终于被正视，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推动下国会召开了听证会，CDC和PHS被迫组织特别顾问小组审核塔斯基吉试验，并最终得出“在医学上不具备合理性，必须立即停止”的研究结论。1974年，美国政府支付1000万美元赔款，达成了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庭外和解。

　　1996年5月，以加布尔（Vanessa Northington Gamble）领衔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遗产委员会发表最终报告，敦促美国政府道歉；1997年5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正式就塔斯基吉试验道歉，承认“你们的联邦政府精心策划了一项如此明显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研究”、“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此时600名受试者中仅有8人尚在人间，只有其中5人到白宫见证了美国总统的道歉。

　　许多研究者指出，正是塔斯基吉试验的恶劣性质，让许多黑人心有余悸，不敢再相信由CDC等美国官方公共卫生机构所主导的试验。

　　塔斯基吉试验并非孤例：《纽约时报》2010年10月2日的一篇文章指出，这类野蛮试验曾屡见不鲜，如1963-1966年，美国布鲁克州立大学给智障儿童注射乙肝病毒，以测试伽马球蛋白的治疗机能；1963年，布鲁克犹太慢性病医院在老人身上进行癌细胞抗体试验……很显然，受害者的覆盖范围，已波及少数族裔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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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海外劣迹

　　美国以外少数族裔对美国试药的怀疑，同样事出有因。

　　1946年起，在美国陆军的支持下，USPHS成立以卡特勒（John Charles Cutler，此人也参加了塔斯基吉试验）为首的团队，在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进行未告知真相的梅毒感染试验。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多达5128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测试对象，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危地马拉印第安人部落的贫困者，年龄从10岁到72岁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