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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可惜的是，在金融领域，我们仍然在使用130多年前的技术。准备纸质文件，人工递交证书，人工更新登记簿，还有其他用低效方式完成的事情。但这些很快就会成为历史。这不是个“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答案就是，现在正在发生，并且速度很快。就像我们从网络崛起中吸取的教训，一般来说，开始的越早的人才能取得成功。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只会青睐那些能抓住它的公司。而没有跟上的人，将会面临巨大的劣势。

90年代的中关村

1996年，我搬到了北京的中关村，这里是中国的硅谷。我们的办公室在清华大学(中国的MIT)的南门，附近有一些路还是土路。那个时候互联网刚开始蓬勃发展，人们开始讨论着那些新的能够振奋人心的概念，例如B2B和B2C这些网络术语。老实说，早在90年代，B2C在中国的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因为当时很少有消费者持有信用卡，而信用卡是B2C交易的主要支付方式。此外，我还记得当时订购商品时的经历，例如，订购一台掌上电脑(如果你也在场，你也一定会记得)或者一部电话，卖家可能会寄给你一个坏掉的产品，或者更糟糕，寄给你一块砖头。然而，中国很多政府领导人和商业领袖，特别是马云，帮助着整个国家转型，在10到20年间，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B2C市场。我们许多中关村人在上世纪90年代无法想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甚至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像我这样来自于纽约，或者说来自于硅谷的人，对当今中国的移动互联网B2C应用程序的效率感到非常惊讶。在中国，我们经常说“有问题，找淘宝 ”!

VIE结构

大约19年前，我曾从事中国新兴互联网公司风投融资工作，例如，网易、百度和阿里巴巴，以及很多其他技术领域早期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我所在的法律团队发明了“可变利益实体” (“VIE”)这一法律结构。在那之前，中国很多与互联网相关的活动都是非常敏感的。毕竟，我们是在处理信息的数字化传输，例如，与新闻和媒体相关的信息。在中国法律下，中关村和杭州等地的互联网公司的许多业务领域被视为灰色地带，甚至是完全禁止的，例如中国100%禁止外资进入“增值电信公司”(即互联网公司)。我们知道，根据中国当时在1999年签署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中国将在未来(开始于2001年12月， 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开放一些外资对增值电信公司的所有权。因此，我们的VIE结构不仅考虑了未来的时间计划，也在中国法律框架内，结合美国和其他国际法律、上市公司会计准则等考虑了综合收入及控制权等其他方面因素。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MOFCOM”)等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最终批准了我们的VIE结构。 2000年夏季，我们的法律团队帮助这些互联网公司，使用VIE结构通过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这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审批。这一里程碑不仅使我们能够合法地将外国风险投资带入中国互联网相关行业，在纳斯达克和其他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而且带来了数百亿投资和战略技术合作伙伴，帮助推动了中国互联网技术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大胆的飞跃。我很荣幸能为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的这一里程碑做出过微薄的贡献。

在西方，我们有一个表达，类似于中国的：“事后诸葛亮”，意思是我们通过回顾过去发生的事，能够更清晰地了解事情的脉络。基于这个概念，试想VIE没有获得批准，中国互联网公司就不可能在2000年的夏天获得合法的风险投资和在纳斯达克进行首次公开发行，那么19年后的中国(及全球)会大不一样。或者，如果VIE在2000年没有获得批准，而是推迟了1-2年，我们将进入互联网市场最糟糕的寒冬，那么中国今天的很多明星技术公司将无法在寒冬中获得融资，这种情况会持续到市场逐渐变暖的2004-2005年;而作为苦苦挣扎的初创企业，很多都无法幸免。这可能会使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倒退5年。考虑到很多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很多风投和PE专家会同意我的观点：互联网行业倒退5年，相当于其他传统行业倒退10-15年。因此，2000年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对外开放进程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而我正是这一变革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