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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魁在1957年至1961年间，三次代表天津参加了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获得一次第二名和一次第三名，还代表河北队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获得亚军。1958年，李元魁随天津队出访亚非三国。

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李元魁的大儿子李程出生，他找出在匈牙利用一年的津贴费买的照相机，骑着自行车去了郊区，用相机换了100个鸡蛋。1961年，27岁的李元魁选择退役，他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完成了南开中学队、天津青年队、天津二队的“三级跳”，1964年进入天津队教练组。

1969年，李元魁又和曾雪麟一起搭班子，开始执教天津一队。曾雪麟1972年调回北京后，李元魁带队参加了全国五项球类锦标赛。之后又担任天津队领队，前国脚陈金刚清楚地记得：“1978年，我20岁，从青年队调入一队，一共四个人去的广州。那时主教练严德俊刚回来搭班子，李导是领队负责管理。他懂业务，尤其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心理。那时候年轻队员想融入球队比现在难，论资排辈，李导观察我们的内心变化，训练完了谈心。”

仅用了一个赛季，陈金刚从轮流上场的球员逐步成为队内主力前锋。和陈金刚同龄的左树声也能随口道出往事的细节：“那天下午踢河北队，我上午发烧了。教练问我能踢吗，我说这有嘛了，踢啊。李导就去医务室了，安排药，拿一上午，他死盯着我，吃药了吗，量体温了吗，感觉好些了吗？他是很细致，很科学的。”

1978年，李元魁接替丛者余挂帅毛里塔尼亚的俱乐部队，李元魁说在非洲的日子简直就是奇遇，在塞内加尔，他抗议说球队大巴怎么连玻璃都没有？结果被批评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李元魁申请国内援助几个训练球，结果还没到货，球在船上就没了。

1981年他被调到天津一队， 1983年五运会上志在争冠的天津队获得季军，那是李元魁带队距离冠军最近的一次。之后，他又带过天津女足。李程回忆： “我父亲常年不在家，即便在，每到冬训，就去昆明了，别的队也都走了，体育场周围空荡荡的，有一次我父亲听说看场院的人给我送饭吃，他特别内疚。” 李元魁只会和很熟悉的人谈起家庭生活，总觉得亏欠儿子太多，希望让晚辈过上好的生活。

五运会结束，李元魁暂别足球，在市体委训练科分管网球、垒球等工作。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李元魁指导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足球领域。1993年，施拉普纳的国家队到天津踢热身赛，搜达足球合伙人陆洋回忆：“中午跟同学过去追星，到了民园看到工作人员便问国家队在哪儿。

一位精神矍铄的白发老者路过，耐心地为我们这帮孩子一一解答，身边人一脸不屑地用天津话说： ‘早国家队儿？你们谮有眼无租啊！知道介四谁嘛！’ 那是我第一次和李元魁指导见面，当时的懵懂少年才开始慢慢从故纸堆里搜寻那支国家老白队名宿的故事。”

若干年后，当时的中学生成为某门户网的副总编辑，邀请李元魁来说球时，还绘声绘色学起了那句“有眼无租！”，李老开怀大笑。

李元魁记得那是1993年5月13日“天慈杯”，别说冲出亚洲，国家队打天津队都费劲，连民园体育场怕是都冲不出去了。随后，中国男足兵败伊尔比德，但之前的红山口会议，已经定下了四个方向，暨中国足协加速实体化进程、地方足协逐步实体化、推动职业半职业和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建立、1994年起开始施行俱乐部赛制。这些，李元魁都经历了。

四、为人着想宽以待人

1999年，早过了退休年龄的李元魁上有老下有小，母亲也已经八十多岁了，需要他照顾。詹俊记得在新加坡，李老总是烟不离手， “那个时候李老最难的还是事业与家庭的抉择，他很有责任心，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做跟足球有关的事业，孤身一人下南洋。” 在接受网易体育的采访中，詹俊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责任心”，共出现13次。

李元魁的责任心很大程度上也是事业心，他第一次抽烟就是从曾雪麟手里接手天津队主教练职务的那个晚上，压力很大和老队员聊天，借烟消愁。新加坡之行，一方面也再次证明了李元魁在足球方面的造诣，一方面还有不错的报酬，这么多年一个人，这一走还能换一个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