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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那一年C罗刚拿了欧洲杯亚军，奥运会也有不错的表现，难免心高气傲，况且2003年圣诞节，弗格森也特许18岁的C罗回马德拉岛看望母亲。“李元魁式洞见“既有李元魁对弗格森的了解，也有自己做过球员、做过教练的同理心。

“李元魁式洞见“有时也兼具讽刺与幽默。

2001/02赛季斯塔姆离开曼联后，失去搭档的韦斯·布朗总是找不到感觉，李元魁巧用俏皮话形容他： “二小扛房梁，卡住了。”

他认为韦斯·布朗再这么踢下去的话，上场时间就不保了。回看数据，韦斯·布朗欧冠出场次数逐年下降，联赛从上赛季的28场下降到了17场，这期间他膝伤复发，之后又伤脚踝，2002年虽然入选了韩日世界杯英格兰队大名单，但没能登上历史舞台。

三、见证新中国的足球史

李元魁的球员时代，和韦斯·布朗一样，兼顾中后卫和边后卫。

1953年10月的一天，19岁的李元魁正在北京青年队训练，教练通知他到“中央体训班”报道。家人都以为只是换个单位而已，没想到，“中央体训班”在天津。

李元魁回忆，大约是10月10日，到天津时已经是晚上了，他和队友在民园大楼旁边的重庆道100号的楼道里将就了一晚，几天后，被正式安排住进了幸福里（现兴富里）。2013年，笔者曾陪李老故地重游，在即将改造完成的民园广场留影，路过重庆道100号，那已经是一家咖啡厅，老人说此100号非彼时100号，但坐下来，他用一下午的时间回顾了过往。

11岁那年，家住北平的李元魁挤在太和殿前的人群中亲眼见证了日本投降，就在那时，因为一次滑垒中伤到手腕后， 他改练了足球，并进入了当时北京有足球场的中学崇德中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

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选拔第一代国家选手成立 “中央体训班”（国家队前身），选手们第一年借住在燕京大学学生宿舍的阁楼上，转年又搬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简陋的看台下。

《体育之子荣高棠》一书记载：“时任文委主任习仲勋在中央体委成立当天（1952年11月15日），遵照邓小平副总理的指示，召集荣高棠、黄中同志座谈，就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亲自动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其中，第二条就提到‘原来体育总会办的训练班，现无住处，拟请批准在天津市买两所房子’。”《天津体育》杂志显示：“国家体委特意买下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100号、桂林路26号及重庆道幸福里17号的大宅院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央体训班。”

所以，李元魁就和当时第一批足球、篮球、排球、体操、游泳、田径、乒乓、羽毛球、武术等9个项目的国家选手来到了天津。1954年8月，李元魁被选为中国第二批派往匈牙利学习的球员之一。

“当时我们分两批去，3月份张俊秀他们先去的，我是8月份那批去的，我记得主力队员还陪着人家匈牙利队员热身。那时匈牙利是世界杯亚军，有普斯卡什、柯奇什、博希克、希代古蒂和格罗希奇。”

李元魁很愿意给晚辈讲在匈牙利的见闻，天视体育的王寅初说，每次接送李老，在车上都是听故事的时间：“我问李老，普斯卡什真的有传说的中的那么牛吗？李老说真的特别牛！怎么牛呢？李老说他左脚特别牛，速度特别快。之所以叫‘飞奔的少校’，是因为普斯卡什为军队俱乐部效力，是带军衔的，谁见到普斯卡什都得敬礼，那才叫‘球霸’。”

普斯卡什

那时匈牙利‘全民足球’，有一天，李元魁看到匈牙利国家女子手球队训练完了也踢足球，颠球比他们颠的还好。学成归来的这批运动员水平提高很快，随即在全国比赛中和地方队拉开了差距，并组建国家红、白队备战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

1957年4月2日午后，23岁的李元魁和年维泗、张俊秀、张宏根等师兄弟在北京先农坛道别，几个小时后，时任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在天津站迎来了国家白队14名队员，这支队伍转年成为天津足球队。 “国家精简机构，决定将白队‘下放’天津，红队备战奥运选拔赛。我们14个人里只有运动员王金凤和队医是天津的，这个队伍后来出了两任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和苏永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