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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伊根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绑架》代表了对意识上传的批判性反思。主人公某一天突然接到绑匪的视频电话，屏幕上出现妻子的影像，身处数字克隆时代的主人公立即打电话回家，妻子安然无恙……原来，他本人接受过脑部扫描，可以实现数字重建，妻子却对这项技术十分抗拒，从未扫描个人信息。绑匪盗取了丈夫扫描档案中妻子的素材，再造了这一数字生命，现实生活中的妻子看过这段影像之后认为并不像自己，那不过是丈夫脑海中的形象。绑匪的视频电话再次打来，主人公也注意到影像的技术痕迹，然而当屏幕上的“妻子”哀求他筹钱赎人时，他不能不为之动容。主人公最终按照绑匪的要求缴纳了分期付款的首笔赎金，现实中的妻子虽然不满，却也理解了这个决定。

伊根通过数字化生存的寓言故事，触及了人工智能伦理、数字生命的价值、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无论读者是否看好相关技术的未来前景，都会被这种思考打动。因为小说富有张力的情节，其实是把我们目前的数字处境推到了极致状况，从而暴露出异化的一面。我们日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苦心经营、展现的个人形象是否具有某种独立性，不能等同于线下的自己？在比喻意义上，这一形象是否相当于有特定功用的数字克隆体？聊天机器人占据大量个人材料特别是全部聊天记录以后，可以模仿联系人中的任何一个与我们交谈，在技术门槛降低之后还会模拟伊根小说中描绘的视频形象。

赛博格时代的思想实验

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通用人工智能还无法实现，无论是通过全脑仿真技术克隆出来的“上传者”，还是其他更简单的工程设计产物。因此，赛博格(Cyborg)是最有可能进一步完善的人类状态，即通过辅助性的可控制装置来增强身体能力，这在医学、通信等领域中应用的时间已经很长，现在向着更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热衷意识上传的研究者会提出“忒修斯之船”的疑问：古哲人普鲁塔克设想过一艘不断替换船板的船，当所有木板都翻新一遍，这艘船还是不是原来那艘？赛博格状态的人能否不断提升辅助设备的比例，直至全部替换为人工设备？答案极有可能是否定的，人的意识会在向完全替换发展的某个节点陨灭。

即便如此，人机结合的赛博格仍然展示了诱人前景：电影《我，机器人》里装配机械手臂的警探戴尔、《攻壳机动队》里几乎全身义体化、装配电子眼的特工巴特，这些科幻作品的主角像荷马史诗中半人半神的英雄一样获得超凡力量——赛博身体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工作、战斗能力。除强化身体功能外，人的智能与机器可以部分结合。特德·姜的小说《双面真相》也围绕数字记忆展开，但没有发展到《绑架》中形成数字生命的程度，只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辅助装备。

《双面真相》描写未来的某一天，科技公司发明了数字化的生活日志检索工具，数据来源于穿戴式电子设备，不间断地把个人生活全部拍摄、录音、存档，科技公司建立了庞大的信息库，用户可以按照关键词任意检索，视网膜投影仪会在用户的视域里投射相关资料。这款检索工具是赛博格技术的发展，它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在于：数字资料对人的自然记忆提出了挑战。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的自然记忆认为：与女儿长期冷战，是因为跟妻子刚离婚那几年，女儿指责自己导致了家庭关系破裂，喊出了一句刺伤自己内心的话。“我”没有像年青一代那样录制个人日志，但借助女儿的日志资料检索出了当年的视频，“我”发现长久以来耿耿于怀的那句话竟然是自己对孩子喊出的。“我”检讨了个人的自然记忆，开始修复与女儿的关系。特德·姜借主人公的独白说，虽然口传是古老的传统，数字记忆时代的到来却不可避免，它最大的好处是帮助我们纠正主观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