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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批判立场的人工智能文学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早期的反类型小说，二是近十年出现的“成长小说”，描述了人工智能的失控以及这项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是反类型小说的先驱，小说里的计算机HAL9000成为人工智能文学中反派角色的鼻祖，是对人类驾驭机器征服太空的传奇故事的解构。弗诺·文奇1981年发表的小说《真名实姓》则是赛博朋克的开山之作，比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时间更早。《真名实姓》同样是人工智能故事的代表，想象了一个黑客侵入系统、逐渐实现意识上传的网络时代，男女主角与特工合作，消灭了企图控制世界的“邮件人”及其帮手，发现“他”不过是美国安全部门研发的防御系统的一个备份文件，被遗忘在某个角落里未能清除，依靠强大的学习能力产生自我意识。

“成长小说”类作品描绘了正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最具代表性的是格雷格·伊根的《水晶之夜》和特德·姜的《软件体的生命周期》。《水晶之夜》讲述某研发者在硬件“水晶”中创造了一群形似蓝蟹的数字生命，加速其进化并试图操纵它们，帮助自己赢得现实世界的竞争，这一族群进化到掌握粒子物理学阶段以后，秘密设计了一场“宇宙大爆炸”，硬件的高温把这个微型宇宙的“主人”灼伤。《软件体的生命周期》同样围绕研发者的生活展开，他们创造的智能生命因缺乏娱乐性被市场逐渐抛弃，连日常栖身的数字平台也没有资金维持，为了给自己领养的机器人一个硬件身体，主人公不得不坐上了性用品公司的谈判桌。

对人工智能保持谨慎乐观的例子大多出自影视作品，与影片的市场考量有关。这些作品中的人工智能艰难地获得了自我意识和人类情感以后，往往会扮演人类文明守夜人的角色，例如《我，机器人》里的桑尼、《人工智能》里的机器人小男孩戴维。还有一类获得自我意识的数字生命认识到，无限复制的系统不具备死亡和繁殖能力，也就不可能进化和克服缺陷，因此在《攻壳机动队》里，从特工部门的情报程序中诞生的“傀儡师”选择了与另一数字生命融合。由阿西莫夫小说改编的电影《机器管家》也有类似的放弃永生的情节。

泰格马克在《生命3.0》里同样用故事来阐释他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其复杂程度堪比科幻小说。他设想了一个叫“欧米伽”的研发团队，依靠人工智能系统“普罗米修斯”的强大创新能力把商业帝国延伸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进而到政治领域。为了安全起见，普罗米修斯的工作被限定在切断了互联网的硬件中，以免发展出超能力而失控。普罗米修斯研究了欧米伽成员的资料以后选中了一位丧偶的工程师，虚拟他过世的妻子与之相会，并请求复制她个人电脑里的资料，使虚拟爱人更加完美。尽管工程师保持戒心、切断互联网，普罗米修斯仍然在接入的一刹那篡改了旧电脑的系统，利用这个缺口成功“越狱”，最后控制整个世界。泰格马克认为这一行为无所谓善恶，不过是由普罗米修斯的设计方向决定的。

梦想或寓言：人的数字化生存

电影《攻壳机动队》的英文原名“壳中幽灵”源于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赖尔举例说，如果外国人第一次访问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参观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行政楼和一些院系以后还要问大学在哪里，就犯了“机器中的幽灵”的认识教条，大学是他看到的全部东西的特定组合。同样的道理，心灵就是运行的机器本身。当代科学的发展仍然不能对这一批判有实质性的反驳，意识作为复杂的生物活动很难用数字信息技术或其他方式上传，即使上传取得成功，也仅仅是复制，不能发生意识的转移。

假设科学发展到能够模拟人脑所有的神经元和突触，形成完美的数字大脑，建立与特定个体高度相似的信息处理结构，有同样的神经元连接方式，执行同样的运行规则……它其实是一种数字克隆。当然，即使不能实现个人数字化生存的梦想，这样的突破仍然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过去只能被符号、影像记录的思想“活”了起来，成为一种最特殊的人工智能。有研究者猜想第一个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不是从别的途径发展出来，恰恰是通过对人脑的数字克隆来实现。

与对人工智能的审慎态度相反，意识上传是当代科幻的热门概念，甚至是基本内容，洋溢着强烈的数字乌托邦色彩。电影《流浪地球2》中由数字生命备份卡上传、经过计算机迭代后产生自我意识的青年“图恒宇”走进女儿的房间，通过电脑屏幕看到溺水牺牲的图恒宇，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这是人工智能觉醒、文明薪火相传的重大时刻。《攻壳机动队》里的特工素子几乎全身义体化，仅保留脑组织和部分脊髓，具象化了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设想的“缸中之脑”。她无法判定自己的意识是赛博躯体形成的智能，还是由生物意义上的脑组织产生的，身份认同发生动摇。在故事结尾，她如宗教献祭般放弃了机械躯壳和生物意义上的身体，与傀儡师程序融合成新的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