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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冬，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在租界內被捕，住處的一大箱子文件也被查抄。洋探長蘭普遜圍著這批文件發愁。他對中文不熟悉，挑來挑去不知道上面的內容，更不知道哪份重要。中央特科著手營救關向應，也要從這批文件入手，把重要的文件換出來，既能減少黨的損失，又能讓敵人無從判斷文件主人的身份，便于施救。陳賡找內線楊登瀛商量，讓他告訴蘭普遜這一批文件很重要，同時表示願意幫助鑒定。英國人求之不得，就斷然拒絕了國民黨引渡案犯的要求。楊登瀛還向蘭普遜介紹陳賡推薦的特科成員劉鼎去“鑒別”文件，並說劉是研究共產主義的政治學專家。劉鼎在存放文件的房間里，找機會把黨內的機密文件藏在身上，出來時手里拿著幾張油印文件，對巡捕房的人說︰“被捕者是一位學者，抄出來的文件，都是學術研究資料，和共產黨沒有什麼關系。”租界當局信以為真，以為關向應不是要犯，對他判刑較輕。後經組織營救，關向應獲釋，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為了在更大範圍內搜集更多的情報，陳賡拓寬發展情報網的思路，通過各種關系，接近那些具有較高社會聲望、又不同程度同情革命的上層人士，爭取他們為革命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名列“洪憲六君子”之首的楊度，在袁世凱死後傾向革命，尤其是結識李大釗後，思想發生更大轉變。他一度寓居上海，是幫會大佬杜月笙的座上賓，獲悉了不少政情內幕。爭取楊度，對于情報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適值歷經滄桑、追求進步的楊度也想接近中共。他通過與陳賡有親戚關系的同鄉介紹，認識了陳賡。陳賡請示周恩來，認為楊度社交面廣、熟悉中國政治情況，可以與之聯絡。陳賡依靠個人魅力，成為楊度的忘年交。經周恩來親自做工作，楊度不僅為黨提供了重要軍政情報，而且幫助中央特科同各方面建立起特情關系，發揮了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楊度後來被批準為中共秘密黨員。

在陳賡的周密策劃下，經過半年努力，中央特科在國民黨特務、軍隊、警察以及租界巡捕房建立起了龐大的立體情報網。這對于掌握敵人動向、保衛黨中央、懲治叛徒，都起到無法估量的作用。周恩來稱贊陳賡領導的情報工作真正做到了“無孔不入”和“恰到好處”。

霞飛路的槍聲

1929年11月11日深夜，法租界霞飛路上響起了激烈的槍聲。當大批巡捕和偵探趕到時，槍手早已消失在夜色中，現場只留下多具身中數彈的尸體。第二天，槍戰轟動了上海灘，成為各大報紙的頭號新聞。租界當局絞盡腦汁，也未能偵破此案。

這是中央特科鎮壓叛徒白鑫的鋤奸行動。

白鑫是黃埔畢業生，參加過南昌起義，1929年調到上海擔任中央軍委秘書。8月24日下午，公共租界巡捕突然闖入新閘路經遠里12號，將在白鑫家中“打牌”的幾個人全部押走。

白鑫家是中共中央軍委的一處秘密機關。這場“牌局”，是中央軍委的一次秘密會議。圍坐在麻將桌四周開會的人，分別是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以及白鑫。

陳賡通過內線楊登瀛很快查明，出賣黨的領導干部的叛徒就是白鑫。他早在一個月前就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秘密自首，企圖在中央軍委開會時，將中央和江蘇省的軍委負責人一網打盡，以此作為向國民黨輸誠的投名狀，並獲取一筆豐厚的獎賞。

事發當晚，中央發出白鑫叛變的警報。周恩來召開緊急會議，給中央特科布置兩項任務︰一是啟用各種關系，營救被捕同志；二是偵查白鑫的行蹤，堅決鎮壓。中央特科傾盡全力出動，陳賡參與指揮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斗爭。

8月28日清晨，敵人準備將彭湃、楊殷等人從拘留所押往淞滬警備司令部。周恩來下令由陳賡帶隊，凡是會打槍的特科成員都參加，實施武裝營救。當天，幾十號人化裝成電影公司出外景的攝影隊，在囚車必經的楓林橋附近嚴陣以待。可惜，營救行動在細節上出了問題︰安排運送武器的人來遲了，加上槍內防�的黃油尚未清除不能使用。陳賡眼睜睜地看著囚車從身邊疾馳而去，氣得直跺腳。

8月30日，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人慘遭殺害。周恩來含淚寫下《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屠殺工農領袖宣言》，號召以實際行動回應反革命的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