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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外开放政策引领下，我国资本市场取得长足发展，但和国际成熟市场相比，仍有亟待改善和健全的地方。以资本市场的参与机构为例，我国尚缺乏全球公认的顶尖投行，国内投行机构需要进一步提高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内涵意义的认识，合理借鉴国外发展的先进理念，及时做好新形势下的战略调整，全面提高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才能在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中稳住阵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投行品牌，助力国内资本市场的振兴与繁荣。

　　我国资本市场及投资银行业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但投资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尚需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主要包含业务开放和市场开放两部分。业务开放方面，自1995年首家中外合资券商中金公司成立以来，合资券商在华发展已超过20年，今年合资券商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从33%进一步放宽至51%，并计划三年后不再设限，内外资股权一致化、投资便利化、全面对外开放等入世承诺陆续兑现。市场开放方面，早在1992年沪深两市就已建立了面向境外投资者的B股市场；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的相继开通，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扩大；今年5月A股正式纳入明晟（MSCI）新兴市场指数，成为全球专业投资者的参考投资组合标的。伴随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证券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的劣势开始显现，主要体现在：一是经营方面，2017年国内全部131家券商共实现营业收入3113.24亿元，其体量仅相当于高盛集团一家同期的收入规模，经营能力与国际顶尖投行差距显著。二是风控方面，2017年针对资本市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224件，共罚没金额74.79亿元，同比增长74.7%，证券业的风险管理体系有待规范和加强。三是创新方面，在分业监管体系下，金融机构主业内创新空间有限，部分创新是以绕开监管为目的的混业创新，造成一些金融创新乱象，亟须从实体经济需求角度出发，回归价值创新和服务创新。

　　（二）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日趋完善，但投资银行业的多元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通常来讲，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被分为以下四层：第一层是上交所、深交所的主板市场；第二层是沪深两所的中小板和创业板；第三层是股权代办转让系统，包括承接“两网股”“退市股”的“老三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第四层包括场外市场、私募市场、区域性柜台市场等。从服务需求角度来看，一层、二层市场的上市发行申报长期处在审核排队状态，一度出现“堰塞湖”现象；新三板挂牌公司在2017年底已达到11630家，短期内快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股权交易市场，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企业对资本市场配套服务的迫切需求。201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从服务供给角度来看，我国仅有131家证券公司，而根据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统计，2017年全美共有3726家证券公司，即使考虑资本市场规模上的差距，我国投资银行业服务机构仍严重偏少，与企业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迫切服务需求是不相匹配的。

　　鼓励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试点持牌证券的意义

　　回顾全球金融业发展史，资本市场的成熟壮大离不开大型银行参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成为被全球体系所依赖和信任的稳健经营主体。但与其他名单机构相比，由于分业经营的限制，四大行普遍存在盈利结构单一、创新空间有限的天然劣势。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背景下，无论从国际视野，还是从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角度，亦或以资本市场乃至金融体系长远发展为出发点，试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持牌证券都有势在必行的实际意义。

　　（一）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证券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的短板。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多次提及资本市场在其中承担的重要使命。去产能和去库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是下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去杠杆方面，资产证券化、市场化债转股等资本市场业务有助于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客观上要求银行要加强与证券公司的合作，混业试点具有现实的业务需求基础。降成本方面，金融机构在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金融服务的同时，要减少不必要的跨业中间成本，这为混业试点提供了成本优化基础。补短板方面，金融结构失衡是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主要短板。证券公司受限于机构数量、服务网络、服务范围的限制，难以满足客户综合化金融服务需求，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品牌影响、客户资源、机构布局等方面优势明显，混业试点已有结构性调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