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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更多”，是因为无法更多，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不能漫无边际地准备，需要聚焦最重要的问题，将其搞清楚、弄明白。也无须更多，70个“问题”实际上是 70个“话题”，比如雾霾、反腐、“十三五”规划、朝核、南海等，它们是从大量问题中“浓缩”而来的，基本能覆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范围。虽然记者对每个话题都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我只需要做好对话题的准备，然后依靠技巧回应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

　　“不能更少”，是因为再少恐怕就覆盖不住公众关注的范围了。所以，对我来说，认真挑选好 70个问题是做准备工作的基础。

　　发言人无法“订制”记者的问题 但是会鼓励记者问“精彩”的问题

　　选择的标准首先是公众最关心什么，同时也要考虑问题的指向，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否应该由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来回应。

　　与媒体座谈时，我曾提示记者们在准备出席“两会”的发布会和记者会时，要充分考虑自己提问的情景限定。例如，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应该考虑与会议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的相关性，比如最好是提涉及立法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涉及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就适合在相关部委负责人记者会上或者总理记者会上问。我非常重视与媒体记者的相互熟悉和沟通，因为发布会不是发言人的“独角戏”，发言人同记者是一种共生关系，一问一答才能实现信息的良好传递。一场发布会是否能让公众觉得有收获，需要发言人和记者的共同努力，记者问得精彩，发言人言之有物，发布会才能有好的效果。

　　我无法“订制”记者的问题，但是会鼓励记者思考和聚焦，鼓励记者问“精彩”的问题。在我看来，好的问题应该能够呼应民众心中的关切。有的记者提问角度准确独到，问题直指要害，而且语言表达有趣，说明是对问题进行过相当透彻的研究。从这些年的经验看，平日对一些问题研究比较深的记者，在发布会上的提问都比较精彩。

　　我和团队根据关注度、重要性和紧迫性，把选择出来的 70个问题大致分成三类，我们戏称为“押题”。

　　“一类问题”20个左右，是我们初步判断的“必答题”。其中包括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例如，2017年的一类问题包括民法总则、反腐败和监察体制改革、雾霾、国防费预算和军改、个人信息保护、校园欺凌、个税起征点，以及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些事件。

　　“二类问题”也是 20个左右，虽然没有一类那么紧迫，但已经在一定范围引起社会讨论，是我们判断有可能被问到的。比如，2017年的二类问题包括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证券法》、中美关系、朝核问题等。

　　“三类问题”包括国内外媒体年年都关注的那些旧问题，属于“老顾客”，虽然我对这些问题相对比较熟悉，但也需要更新数据和信息，也要考虑一些当年出现的“新鲜事”。

　　实际上我们考虑到的问题不仅限于此，还准备了一个更大的答问资料库，储存在电脑里，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

　　通常在 2月的中上旬“一类问题”的图景就比较清晰了。但我们仍然会关注时事新闻，查漏补缺。这时距离 3月 4日发布会的时间已经比较接近，不少问题相对明朗，媒体和社会的关注焦点也比较确定。

　　至此，就基本找到人们心中那些最主要的问号了。

（责任编辑：岳权利 HN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