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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新商业模式方面，主流媒体尝试了4种新模式：“政务和社区服务”模式，通过聚合政务新媒体资源，为公众提供及时、权威的政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模式，通过外包技术服务，帮助各级各类政府部门运营政务网站和“两微一端”；“媒体电商”模式，通过内容电商和数据库电商实现既有资源变现；“用户付费”模式，通过订阅、会员制等新模式弥补传统广告收入下降带来的损失。

　　管理法规和执法制度逐步完善

　　过去一年，我国互联网管理法规体系和执法制度逐步完善，助力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安全法、《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或实施，拓宽了监管范畴，明确了监管责任，提供了监管依据。实践中，监管部门在执法层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促进了法律法规有效落地执行。

　　管理法规和执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落实，推动我国新兴媒体行业管理更加科学有效。一是网络版权保护日益规范，网络版权产业规模大幅增长；二是互联网新闻信息监管更加有力，监管政策相继出台并落地执行，推动行业有序发展；三是网络直播服务管理更加到位，行业整改推动健康格局逐步形成；四是互联网平台责任意识显著提升，各主要平台都主动加强规则制定，对平台秩序和内容进行管理，维护网络公共安全。

　　专家观点

　　媒体融合已经成了常态，互联网技术正在带来用户与内容的“崭新互动”。

　　人工智能这两年正在改变传统新闻的格局：新兴的人脸识别、声纹识别、图像识别、大数据搜索等技术，都可以应用到新闻传播和用户体验的各个环节中；互动新闻这一模式，允许用户运用工具参与内容探索、生产，突破了传统新闻业的形态和思维。然而，新闻形态不只是一种呈现新闻的方式，它也是在重构“人与信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因此，随着融合深入发展，无论媒体如何智能，坚持以人为本，明确算法工程师、新闻从业者、社会管理者的责任与正确价值观，才是根本。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我国媒体融合从顶层设计到各媒体机构具体实施，一直在实践中摸索着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打通“两微一端”传播渠道，正是媒体机构利用新媒体技术向内容互动平台转型的重要手段。目前这一路径建设在中央媒体、省级传媒的引领下，逐渐渗透至市、县级基层媒体机构，形成新媒体传播矩阵。

　　未来，媒体融合发展的重点应是精准定位用户需求，根据媒体机构的规模与实际发展状况，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媒体融合发展策略。要形成对内容产品因地制宜的产业化管理，建设以信息服务为主体的综合平台，实现媒体机构多元化经营。

——谢新洲（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教授）

　　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媒体集团内部各系统及其要素的互联、互通、互融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从制度上实行打通融合，一方面形成传播合力，使融合传播效果更好；另一方面也可变产品竞争为优势互补，从而节约成本、整合市场，使融合经营更有效率。

　　融合发展，不仅要完成媒体资源、生产资源、广告资源的有效整合，更重要的是形成人才队伍、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的统一配合，共享融通。通过优化人才结构和资源配置，才能激发促进融合发展的创新活力。也只有做到了组织架构上的真正融合，才能实现多种资源的共融互通，从“各自为战”变成“融合聚力”。

——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7—2018年，堪称我国媒体融合由相“加”迈向相“融”的重要节点，呈现出几个新特征：一是从被动融合到主动作为，二是从平行推进到融合升级，三是从点线带动到全面突破，四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平台化发展有利于实现“四个可控”：一是阵地可控，对内容的策采编发及之后的传播全程主导，为入驻平台的政务号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规范；二是技术可控，平台的关键技术和迭代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三是数据可控，用户数据、传播效果的数据能够“拿得回来”，还能深入发掘、开发业务；四是经济可控，有利于测算并控制运营成本，找到盈亏平衡点。

——支庭荣（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