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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当下国际社会，公共政策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即注重以满意度、信任感等体现公共利益与主观体验的社会心理指标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利用相应的心理学效应与技术以提升公共管理质量、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这通常被称为是行为公共政策，即注重从具有价值观、意义感和情绪体验的“行为人”，而非只考虑经济收益与执行效率的“理性人”视角出发设计、执行和评估的公共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的推行成本、放大政策的社会效益、提升政策的获得感。这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宗旨不谋而合。

　　鉴于此，我们理应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去重新定位和梳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与思路。只有明确了社会心理服务的公共服务定位，才能为这一体系的建设提供最强大的国家支持，从而打破纯市场化、社会化运作带来的碎片化、零散化服务弊端。在此基础上，就需要厘清社会心理服务的哪些类型、哪些层次、哪些事务可以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并通过公共政策的顶层设计进行强有力的输出与监管。为此，应进一步探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相关社会心理指标，科学测算财政支持的额度，划定相应财权事权，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例如，在健康城市评价过程中，可以率先引入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相关社会心理指标并建立配套的指标体系，从而促进城市社会心理服务水平的提升。此外，还需要科学有效地调动市场力量，增加和创新作为新型公共服务的社会心理服务供给，最终形成一个专业化、多类型、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当然，这其中还有更多的技术细节留待更深一步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吕小康，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