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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算法如此重要，但当下法律对算法推荐本身，却缺乏足够和直接的规范。” 朱巍认为，这导致只能针对具体现象，进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监管，而难以从源头上遏制算法推荐乱象。

　　强化对算法推荐本身的法治监管

　　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开展经营和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商业道德，诚实信用，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治理算法推荐引发的乱象，依法施治是根本之策。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治理迈向法治化快车道，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日渐完善，构建起一套系统完备的网络监管法律体系。对推送恶劣信息等乱象依法打击惩治，这并非权宜之计，而需要常抓不懈。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薛军看来，治理算法推荐引发的乱象，不能仅呼吁平台、技术研发者道德自律，不能只停留于倡导“算法也应具备良好的价值伦理”，而应将算法的价值伦理上升为法律规范和原则，使其具有法律的刚性，以强化对算法推荐本身的法治监管。“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需要，应将无差别不歧视、保护基本人权、尊重个人隐私等原则纳入对算法的法律规制中。”

　　“当然，算法推荐作为一种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应用过程中又往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平衡、把握对算法推荐法律规制的边界，是面临的一大难题。”薛军建议，对算法推荐的法律规制，可采用分层次、分类别的多元共治模式。例如，对那些影响公众基本权利、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算法，应通过立法对分发内容、内容判断标准、推荐标准、干预手段等关键性环节，进行更强的公共监管；而对其他不同层次的算法推荐，可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向监管部门自我申报等方式来实现监管。

　　“此外，还可通过立法提升算法推荐的透明度、多元性，以提升公众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薛军举例，电子商务法（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三十九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销量、信用等以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显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显著标明 ‘广告’。”

　　在薛军看来，针对算法推荐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在法律制度的研究方面未雨绸缪，强化对算法推荐本身的法治监管，将有助于实现技术运用与价值伦理、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