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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算法如此重要，但當下法律對算法推薦本身，卻缺乏足夠和直接的規范。” 朱巍認為，這導致隻能針對具體現象，進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監管，而難以從源頭上遏制算法推薦亂象。

強化對算法推薦本身的法治監管

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網絡安全法第九條明確規定，網絡運營者開展經營和服務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遵守商業道德，誠實信用，履行網絡安全保護義務，接受政府和社會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治理算法推薦引發的亂象，依法施治是根本之策。近年來，我國互聯網治理邁向法治化快車道，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日漸完善，構建起一套系統完備的網絡監管法律體系。對推送惡劣信息等亂象依法打擊懲治，這並非權宜之計，而需要常抓不懈。

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薛軍看來，治理算法推薦引發的亂象，不能僅呼吁平台、技術研發者道德自律，不能隻停留於倡導“算法也應具備良好的價值倫理”，而應將算法的價值倫理上升為法律規范和原則，使其具有法律的剛性，以強化對算法推薦本身的法治監管。“基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需要，應將無差別不歧視、保護基本人權、尊重個人隱私等原則納入對算法的法律規制中。”

“當然，算法推薦作為一種商業秘密和技術秘密，應用過程中又往往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如何平衡、把握對算法推薦法律規制的邊界，是面臨的一大難題。”薛軍建議，對算法推薦的法律規制，可採用分層次、分類別的多元共治模式。例如，對那些影響公眾基本權利、涉及重大社會公共利益的算法，應通過立法對分發內容、內容判斷標准、推薦標准、干預手段等關鍵性環節，進行更強的公共監管﹔而對其他不同層次的算法推薦，可通過制定行業標准、向監管部門自我申報等方式來實現監管。

“此外，還可通過立法提升算法推薦的透明度、多元性，以提升公眾的知情權和自主選擇權。”薛軍舉例，電子商務法（草案）三次審議稿第三十九條規定：“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應當根據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銷量、信用等以多種方式向消費者顯示商品或者服務的搜索結果﹔對於競價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務，應當顯著標明 ‘廣告’。”

在薛軍看來，針對算法推薦帶來的新問題、新挑戰，在法律制度的研究方面未雨綢繆，強化對算法推薦本身的法治監管，將有助於實現技術運用與價值倫理、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良性互動。

《 人民日報 》（ 2018年07月04日 19 版）

(責編：秦潔、張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