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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起試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對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量刑作出規定：“對於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車輛行駛道路、行車速度、是否造成實際損害以及認罪悔罪等情況，准確定罪量刑。對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之后，多地陸續出台相關規定。例如，浙江省於2019年出台的《關於辦理“醉駕”案件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規定：“醉酒駕駛汽車，無上述 8 種從重情節，且認罪悔罪，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可以依法適用緩刑。酒精含量在 170mg�100ml 以下，認罪悔罪，且無上述 8 種從重情節，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酒精含量在 100mg�100ml 以下，且無上述 8 種從重情節，危害不大的，可以認為是情節顯著輕微，不移送審查起訴。”

施杰認為，危險駕駛罪是“行為犯”，隻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就構成犯罪。因此，對於醉駕，應強調的不是造成了何種后果才追究責任，而是要將這種行為制止在危害發生前，即隻要血液酒精含量達到一定程度，就判定若放任這一行為極有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並進行法律制裁，從而形成一條不能碰的高壓線。

“然而，各地標准不一，在司法實踐當中開始不斷鬆綁，實際上根據醉駕的危害后果來量刑，出現了司法亂象。新規的施行，意味著‘兩高兩部’承擔了統一醉駕量刑標准的責任。”施杰指出。

醉駕入刑以來，“浪費司法資源”的觀點不絕於耳。施杰依然認為，簡單談司法成本就會出現一個個新問題，不能以降低司法成本為由犧牲生命安全，關鍵在於，應在嚴格執法司法、盡可能避免傷亡事故發生的同時，跟進司法解釋，科學界定人們對血液酒精含量的承受能力，並統一醉駕管理標准。(張鈺惠)

(責編：木勝玉、朱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