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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

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李爱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无论是网络安全法，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都明确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要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但现实当中，有些经营主体在收集个人数据时，没有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李爱君认为，公民个人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她向记者举例说，当我们准备接受网络上一个服务时，网页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你“拒绝”还是“允许”，一旦我们选择“拒绝”，后续的相关服务就享受不了。

“这就是没有给予消费者选择权。”李爱君说，此外，在实践中，还存在收集信息过量等问题。比如我们在使用手机注册一些应用时，还经常被要求同意收集头像、通讯录、位置信息等。

亟需制定专门大数据法律

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贵州省大数据政策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大华看来，实践中存在诸多大数据应用乱象，是因为国家层面尚缺乏统一、专门、全面的国家大数据法律。

吴大华也是近日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法治发展报告2018》的主编，贵州正是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吴大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目前，我国涉及数据领域的法律规范多散见于民事、刑事等基本法律和国家立法机关出台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文件之中，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全面实施，大数据基础性、全局性的问题亟待国家立法破解。

但在国家立法计划中，并无大数据统一、专门立法。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关于大数据立法，国家确实还没有实施这项工作。

吴大华认为，目前，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存在诸多障碍。一是数据权属内涵亟待法律明确，这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二是数据主权内涵亟待法律明确，这是大数据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全局性问题。三是大数据“聚通用”关键环节架构及法律效力亟待法律明确，这是推动国家大数据战略性基础资源发挥效用的关键问题。四是大数据创新应用合法性亟待法律明确，这是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释放大数据红利的关键问题。五是大数据安全保障亟待法律明确，这是保障大数据健康发展和应用的基础性问题。

在李爱君看来，目前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的障碍，从理论上说，就是大数据领域的一些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比如说数据权利的属性，有人说是物权，有人说是知识产权，有人说是新型民事权利，没有形成共识。”李爱君说，“我认为是一种新型民事权利，因为数据权利既有人格权属性，又有财产权属性与国家主权属性。”

李爱君认为，如果能够破解大数据权利的性质是什么、权利如何归属、权利如何保护这些问题，“立法的障碍应该没有了”。

朱巍说，目前大家对大数据性质还存在争议，比如在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曾经在知识产权的客体中加了一条，即数据信息权，后来，包括他在内的专家提出，如果将数据信息归为知识产权，那么其中会存在权利冲突，最终，数据信息权这一条就被拿掉了。

在朱巍看来，只有大家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了才能推动立法工作。

在大数据立法领域，作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贵州已经在探索，《贵州法治发展报告2018》梳理了其中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