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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量采购势必将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实际操作中不排除有医生不愿换药的可能，因为总会有一些同质的药物可以选择。”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接受采访时说。

　　该医生透露，虽然带量采购承诺了整体市场份额，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何能保证医院以及医生个体使用这些药品的积极性，是个问题。

　　记者注意到，一些试点地区已经从政策层面进行引导，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例如，辽宁省近期出台了《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其中提出，公立医疗机构可按照“两个允许”，即允许医疗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统筹用于人员薪酬支出，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另据医药行业杂志《E药经理人》报道，近期一份由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的通知文件也流出，文件直指“4+7”带量采购品种量上保障的问题。

　　该文件透露的一项关键政策是，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品种通用名及使用同品种“价高药”将提高个人自付比例，最高提高比例达到20%。

　　这意味着，“4+7”带量采购已经在医保政策上发力，以保证首批次带量采购试点品种达到承诺的采购量。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添福 摄

　　转型之后，路在何方？

　　政策的落地，无论是企业还是医药代表都处于阵痛期。但在业内专家看来，政策对于未来的产业健康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影响。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试点的中标药品种类只有20余个，相对于中国医药产业的庞大体量来说，其影响是有限的。

　　“但从长远看，推行带量采购无疑有效降低了原来药品流通环节成本。通过监管手段保证供应量的前提下，企业不再需要那么多营销队伍扩大销售量。”

　　史录文强调，因为有这样的保障，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直接提高了产品本身的周转效率。企业的回款周期缩短后，可以更好地进行产品的市场开发和定位。

　　“不得不承认，一些实力较弱的企业会受到较大冲击。但这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史录文说。

　　而对于庞大的医药代表群体来说，角色转变也在悄然发生。一些企业已经在进行尝试。

　　例如，取消医药代表的优时比将原来的医药代表转变为医药信息伙伴，这样的转变意味着公司对这些员工的考核，不再以销售业绩作为核心考核目标，而是考核他们如何与医生进行合作，最后给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方案。

　　在业内看来，未来医药代表职位可能会被替换，角色将进行转型升级，很多的新药和新技术还是需要医药代表来推广。

　　对于还在行业内坚守的周昕来说，今后的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她暂没有离开的打算。

　　“因为压力一直都在，能做的是顺应变化。”周昕说。(记者 张尼)

(责编：任志慧、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