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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BOSS直聘的上述问题已违反网络安全法第24条、第48条规定，要求该网站整改网站招聘信息；依据网络安全法第61条、第68条规定，北京市网信办向BOSS直聘下达了行政执法检查记录，责令网站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完善内容审核管理机制，严格加强对各类招聘信息发布主体及发布信息真实性的审核管理，全面清理各类违法违规信息。

而除了各地网信办之外，包括四川省宜宾网安部门、广东省汕头网警支队、重庆市网安总队、江苏省宿迁网警等多地公安机关，也依据网络安全法查处、办理了多起违法案件，并对涉案单位及负责人进行相应的处罚、责令整改。

“目前的执法案例中，各地网信部门主要针对网络运营者落实实名制、处置违法信息责任不到位的问题；公安机关主要针对的是网络运营者违反网络安全法第21条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相关要求的问题。”左晓栋指出，网络安全法对网络运营者提出了较多的安全保障要求，但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网络安全、促进健康发展，网络运营者不能将其视为负担。

左晓栋认为，在网络安全法实施后，网络运营者应当注意从四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对行为的约束，例如不能发布违法信息，不能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预置后门；二是保护自身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例如制定应急预案、留存日志等；三是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四是确保互联网信息内容安全，落实实名制、网络监测和处置违法信息等。”

“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反映了网络安全法的权威，体现了国家维护网络安全的坚定决心。国家机关的执法工作并非纯粹追求惩罚，更重要的工作指向在于制度化地帮助企业等各界主体树立法治意识，清朗网络空间环境，进而更好地营造网络安全公共大环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括表示。

个人信息保护仍要依赖行政执法

作为网络社会的基本法，网络安全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1月7日发布，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两个多月来，各地网信部门和公安机关频频亮剑，网络安全法正在成为主管部门开展网络安全执法行动的利器。

“一部法律通过后，最重要的就是落实和贯彻执行。只有严格执法，才能让大家对网络安全法重视起来，对法律产生敬畏。”谢永江表示，在网络安全法颁布前，我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立法层级不高、处罚力度不大，导致违法成本相对较低，这种情况已经随着网络安全法的实施、运用有所改观。

不过，自网络安全法颁布开始，有关网络安全法缺乏细则的讨论一直持续，而结合网络安全法的适用情况来看，当前网络安全法多运用于行政监管执法领域，普通用户能否依据网络安全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左晓栋指出，在网络安全法的起草过程中，像个人的信息权利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应当如何具体保护等问题还没有答案，所以只作了宏观规定；但反过来，一部法律制定得再细也解决不了所有人的疑惑，还是需要依靠配套的细则及相关规定来实施，这不是网络安全法独有的问题。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民事保障领域，例如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国家网信部门正在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左晓栋介绍，《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家标准已经报批，对主要互联网应用的隐私政策专项评审也已经开始，“应该说，个人信息保护目前已经解决了‘细则’的问题，下一步就是严格执法，出重拳打击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

谢永江则表示，在民事领域中，随着侵权责任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不断完善，公民个人依照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做法并不存在障碍；但由于成本较高、难度较大，普通人往往还是会通过举报的方式、依靠行政执法来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这是目前最有效、最可行的办法。

“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上，一方面我国应当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重点在于进一步明确个人的信息权利；另一方面，需要考虑是否应当建立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行政执法体系，设置专门机构来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谢永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