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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马歇尔计划共同确立起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还利用加权投票制、重大事项85%以上多数通过等国际组织规则安排以及一系列国内贸易法规，建立起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制度性霸权。借助美元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向全世界收取“铸币税”，利用对国际组织的控制，胁迫他国服务美国政治经济战略。

　　◆美国利用“铸币税”攫取全世界财富。凭借一张成本仅约17美分的百元美钞，让其他国家实实在在地向美国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半个多世纪前就曾指出，“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她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美元霸权是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新冠疫情背景下，美国滥用全球金融霸权，向全球市场注入数万亿美元，而买单的却是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2022年，美联储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转向激进加息政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欧元等多种货币大幅贬值，创下20年来新低，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此遭遇严重通货膨胀、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康纳利曾得意洋洋但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

　　◆美国操纵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在援助他国时施加附带条款。要求受援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加大金融市场开放，使受援国经济政策符合美国战略，为美国资本渗透和投机减少阻碍。《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统计，1985年至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131个成员国实施了1550个债务援助项目，附带了55465项附加政治条款。

　　◆美国擅用经济胁迫手段打压对手。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消除日本经济威胁，控制并利用日本为美国对抗苏联和称霸世界战略目标服务，再次施展霸权主义金融外交，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开放金融市场，改革金融体制。“广场协议”沉重打击了日本经济的元气，日本此后进入“失去的三十年”。

　　◆美国经济金融霸权沦为地缘政治武器。美国大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制订了《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法并推出一系列行政令，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实施制裁。据统计，从2000年到2021年美国对外制裁增加933%。仅特朗普政府就实施3900多项制裁，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古巴、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委内瑞拉等世界上近40个国家实施过经济制裁，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美利坚合众国”已然成为“制裁合众国”。“长臂管辖”完全沦为美国借国家公权力打压商业竞争对手和干涉正常国际商业交易的工具，彻底背离美国长期标榜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

　　四、垄断打压的科技霸权

　　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大搞垄断打压、技术封锁，遏阻其他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

　　◆美国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搞知识产权垄断。利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弱势地位和在相关领域制度上的空缺实施垄断，攫取高额垄断利润。1994年，美国推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强推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化进程和标准，企图固化科技垄断优势。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采取包括启动“301”调查、通过多边协议为双边谈判制造筹码、威胁将日本列为不公平贸易国、加征报复性关税等手段，逼迫日本签订《美日半导体协定》，导致日本半导体企业几乎完全退出全球竞争，市场份额由50%跌至10%。同时，在美国政府扶持下，大量美国半导体企业趁机抢占市场。

　　◆美国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和制裁中国华为公司，限制华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断供芯片和操作系统，在全世界胁迫其他国家禁止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还策动加拿大无理拘押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近3年。

　　美国还炮制各种借口，围追打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已将10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美国还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实施管控，强化出口管制，严格投资审查，打压包括TikTok、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游说荷兰和日本限制对中国芯片和相关设备与技术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