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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身性理论出发，知觉的主体是身体，思想认知与具体的身体密切相关。大卫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赛博朋克战士的过程，也是赛博格人性主体的生成的过程。形成具身性的赛博朋克意识形态，也就是与技术结合的新人性。正如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或是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在《天生的赛博格》的讨论。人类一直在与技术协同进化，从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人性，人类的理念与社会关系，一直在与技术渗透的过程中彼此适应与进化。

治理术的反抗与纠缠

在《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的最大制造商华莱士说：“任何文明都是建立在一支可支配的劳动力大军之上”。而荒坂的高层在发现大卫是一名天才义体驾驭者后，一直想要捕捉大卫用作新的科技产品的实验品。

针对劳动力的现代统治秩序在法国哲学家福柯那里被称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福柯在《规训与惩戒》中这样表述：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完成此过程的知识和技术可以称为肉体的生命政治（生命技术学）。治理术的对象不仅仅是活生生的个体，而是统计学意义的人口，一系列数字、指标：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程度、可被国家训练、驱使进行生产活动和战争活动的肉体总量。

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延续福柯的批判路径，提出了“控制社会”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于二战之后的信息时代更为贴切。1990年，德勒兹发表《关于控制社会的后记》，控制社会的控制形式是持续的数码变量，控制社会借助于不断调节的编码运行。在这一社会中，个体成为“可分体”（dividuals） ，而群体则成为“采样、数据，或‘储备库’（banks）”。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则成为这种社会主导性的控制媒介。

赛博朋克的内核是朋克反抗治理术，探索另类技术和在地组织，去反抗生命政治与数字极权。

荒坂集团在研发义体金刚的过程中一直难以找到合适的测试者，大卫作为传奇赛博朋克是最合适的目标。赛博朋克小组的团队合作，对新的义体装备的消化使用，其效率是强于超大规模官僚集团的。为了拯救人质露西，大卫被迫穿上义体金刚，赛博朋克小队团灭了军用科技大部队与荒坂的安保队伍，展示了超出预期的强大能力。大卫战死后，他的义体将被拆解，数据会帮助科技巨头产品升级，储存在义体的战斗记忆会被制作为超梦供玩家体验。

治理体系可能会吸纳亚文化、反抗者的口号路线、行动模式，来扶持可操控的代理人，或转化成新的产品，推向消费市场。这个过程既释放了内部矛盾，又拓展了市场经济边界。这种边缘反抗的能量被治理术收编升级，在治理与反治理、庙堂与江湖间的螺旋博弈，呼应了20世纪互联网技术史。

1940-1950年代，计算机在诞生之初，由军工学联合体巨额投资研发，作为冷酷的工业时代社会机器象征，代表巨型集中官僚架构，生活彻底工具理性僵化。1960-1970年代的计算机功能关键革新来自参与民权运动的科学家与嬉皮公社：图像界面、鼠标交互，表格图片等文档处理功能，文件下载，电子邮件，网上邻居群组聊天——计算机的小型化服务个体创作的功能完善。1980-1990年代的计算机网络，象征着个人解放的工具，个体创意吸纳了反文化运动、嬉皮公社的理念与组织模式——开放共享、灵活就业、社区协作——个体、计算机与点对点虚拟社区联系起来。计算机的象征转型与技术路程是由嬉皮-工程师群体在军工学-公社-俱乐部团体之间的复杂历史互动中共同建构的。

技术是由诸多社会力量与政治愿景参与建设的，正是在跨界、震荡、冲突式的社会互动中启发了技术进程的向量参数。技术升级内在于社会创新之中，而这种社会创新往往来自于反抗治理术的“边缘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