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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通知,首次强调,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对网络游戏实施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然而,这些措施一直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尽管权威机构没有给出网络游戏成瘾数据,但从人们的切身经验判断,网络游戏成瘾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翁一称,“道德伦理是中国网络游戏最为缺失的一环。这一过程会非常缓慢,短期内可能影响网络游戏产业,但决不能迫于市场舆论压力,再次回归到之前高歌猛进的产业政策”。

不过,哪些游戏涉道德风险,如何用道德标准来评议市场化游戏,业界也有不同声音。

有行业人士提出,认同设立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的做法,但道德标准并非像法律条文,而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更重要的是设立公平公开的网络游戏审核标准,设立游戏分级制度而不是简单“一刀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于欣伟曾提出议案《关于加快推动网游分级制的建议》,她建议,尽快研究出台强制性分级标准。比如按年龄段(6岁以上、12岁以上、18岁以上和全年龄段)和内容性质(价值导向、健康程度、时间限制、对抗程度等)进行细分,详细定义内容标准,确定不同游戏的适用人群。明确负责游戏分级的统筹牵头政府部门,强势推动有关部门的分权与放权,更直接也更权威地对游戏市场展开监管,同时促成游戏行业自律组织设立；其次,严格监管和审核游戏开发商、游戏运营方对分级制度的合规执行情况。

网络主管部门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对网络游戏不良内容的打击力度,对于暴力、血腥、涉赌游戏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

“网络游戏是个产业,并非‘一刀切’。对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应该从严,未成年人的游戏和防沉迷应该做到不考虑经济利益；对于成年人的游戏,包括游戏设计、游戏内容应该从宽。”朱巍说,该从严的一点都不能妥协,该放宽的不能由网络道德委员会来判定。对于成年人的游戏,游戏的开发、内容设计、传播运营应由法律来监管,道德对于游戏产业来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的游戏应该严格管控。

对此,王四新也认为,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群体制宜,不能“一刀切”。所以,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在评判过程中,“可能需要把各个厂家的产品综合起来考虑。工作机制也应该和企业主动交流沟通,但是要防止专家委员被资本俘获问题的发生。所以,一定要解决好公开透明、公正性、独立性的问题”。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对于游戏的评判标准,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多方博弈的问题,要想让政府满意、家长满意、游戏平台也满意,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王四新说,第一,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比如构成必须是多元、代表的利益要多元。避免厂家主导、避免政府主导、避免家长主导,一定要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平台。第二,原则上强调普遍性。要解决的是游戏存在的普遍的道德问题,是这一类游戏可能会对普通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是说对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人。因为毕竟也要保护产业的利益和游戏玩家的利益。第三,应该公开透明。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以及道德评议的标准、工作的流程都应该尽早公布。

对于廖宁来说,2018年对于游戏行业是技术性调整的一年。他认为,在行业发展减缓、人口红利终结和政策监管趋严的综合作用下,游戏行业出现了增速减缓的迹象。巨头营收降低,IPO上市破发屡见不鲜,习惯了风口与快速增长的游戏人显得无法适应。

在采访结束后,廖宁发来一段微信:当前阶段依然处于技术性调整期间,市场形态不明朗,前景态势又是如何?道德评议是否和备案、版号等制度一样成为游戏监管流程的常态化机制?其评议标准又是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