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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全基本法律方面，贾宇建议，要在《民法典》各分编中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地位、权利属性以及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原则；要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推进个人信息的专门化、系统化保护。其次要分领域制定规章制度，在金融、通信、电子商务、教育、医疗卫生、传媒等重点领域制定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形成既反映实际需要又整体统一的法律保护体系。同时要积极推进行业自律建设，引导重点行业、领军企业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建立个人信息开发利用从业规则，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管理机制，节省社会公共管理成本。

　　另一方面，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数据的使用分析挖掘，个人信息数据只有充分流动、共享、交易，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价值。贾宇认为，个人信息保护要有区分、有侧重。既要区分信息类型，将个人信息区分为敏感信息、重要信息与一般信息，并在保护态度、开发利用程度、侵权追责力度上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要区分信息开发利用环节。收集和使用是个人信息开发利用的两个主要环节，“与信息收集相比，信息非法使用是目前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高发环节。从问题导向出发，区分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应将信息使用作为重点规制环节。”他说。

　　张军表示，相关法律法规需要结合现实、以问题为导向才能落到实处。在法律层面，我国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是齐全的，“关键就在制度的落实”。他说，现在由于刚刚进入大数据时代，法制正在健全，司法、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犯罪的具体手段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所以个人信息保护暂时呈现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他相信，用不了多久这种情况就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