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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国际学校食堂事件:何以受伤的总是民办学(2)

  东弟东妹翻了翻2017年3月20日起施行的《上海市食品安全管理条例》,就有对“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定义:“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是指生产经营的食品易于腐败变质,生产工艺要求较高,消费量大面广,主要供应婴幼儿、病人、老人、学生等特殊人群,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怡乐食与康帕斯集团显然在列。

  《条例》称,“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目录,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编制,报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

  然而……东弟在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下载了《上海市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目录》,就一页纸,只有企业类型、食品类别与类别明细三个条款,没有任何企业的具体名称。这样的“公布”有多少意义呢?

  此外,《条例》第二十七条要求“应当建立主要原料和食品供应商检查评价制度,定期或者随机对主要原料和食品供应商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并做好记录。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对怡乐食,这些监管措施落实吗?希望在食药监局的后续调查中得到答案。”

  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单位食堂众多,像康帕斯这样的企业必然大受欢迎。地位越重要,社会责任越大,食药监部门的监管任务越重,对其中央厨房、运转流通专业化水准的监督力度也应更大,措施更细、更公开,包括来自配餐消费方的常态化监督机制也必不可少。

  三问:何以受伤的总是民办学校?巨大的学生午餐市场,谁是最终受益者?

  在中芯学校事件采访相关人士,比较多的说法是公立学校普遍费用较为透明,食堂质量较为稳定,而民办学校普遍费用较高,供餐企业配餐质量反而参差不齐。

  这是为什么?

  民办学校为啥不自办食堂?有教育界人士透露,在不少民办教育机构眼里,学生午餐市场巨大,也想在其中获取些利益回报,俗称“小金库”。正因如此,教育部门并不鼓励他们自办食堂。也有民办学校管理人员为自己辩称,不办食堂是为了规范管理,集中精力在教学上。

  就全国而言,学校—配餐企业—学生和家长——三方模式在民办学校食堂运作中相当普遍。如何理顺三方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将是保证校园食品安全的关键所在。

  有家长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家长教师协会——类似于国内“家委会”的组织,或在校园管理方面能发挥作用,但国内家长在与学校对话中话语权并不大。一份中芯学校家委会给家长的公开信显示,学校选择午餐供应商时,邀请大约十多名校方代表出席投票,家委会固定有两票,不可能左右招标结果。

  在民办学校,三方关系中的学生和家长才是最终消费者,但拥有选餐权的,却是学校,是否不太合理?

  那么,学校能否让渡更多的选择权和监督权给家长或其代表?以使三方互动更有力度,让校园食堂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食品安全岗位制度等与食品安全紧密相关的制度、许可证等等以强制性方式让家长们获知。有家长希望,对索证索票、台账管理、食品贮存、三防设施、食品留样等日常工作,要制定主动公开的细则方法,以可操作,易查询的方式呈现在家长和学生面前,才会让家长放心、信任,让校园午餐更加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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